「失去自由对牠似乎都无所谓，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带利爪，而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齿的某个地方」。

长平先生的文大概又要被封锁，人们又将被无数的新闻浪潮所吞没，作为一个新闻学生，我无比地感到一种压抑的心情。

官僚主义和体制问题不言而喻，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问题。正如今早我看的一个微博说说：人有缺陷，但是我们的体制要做的不适放大这个缺陷。

人的缺陷是什么呢？中国人的缺陷是什么呢？我身边的每一个同学都热切希望自己能考上公务员，可以成为编制的一员，可以在体制内存活，而且活的舒服。还有一些同学选择了考研，希望把这块敲门砖耗过去这两年青春，把这块敲门砖搞到手，换来未来未知的幸福。我对他们的选择没有恶意，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爸不是李刚，甚至我家纯粹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我老爸奋斗出来的成果，我在享用，仅此而已。但是，官僚化的存在，让我们这些经商的百姓总是无所适从。家里有点钱，又怎么样，赶不上物价，换不来幸福，能做的不过是满足人最基本的吃喝。

然而，吃饱喝足的人总要干点什么。理想，自由，民主，束缚，体制，官僚，改革……很多很多。

但是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吃饱喝足了，一心只想融入体制之内，好像法西斯专权中，不被接受的犹太人，一心改头换面，希望换来一身日耳曼的血液。

在电影《浪潮》中，对此有颇有深刻的解释。

鲁迅先生曾说过，要把沉睡的人唤醒。我却想起刘瑜女士的一句话：我们永远叫不醒那些假装睡着的人。

睡觉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为何不醒来？

 

来自长平先生的文章：《到处是媒体》

 

我先后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来自行政人员，要求我拿护照去复印一下，说是出国报备的需要。我以为，这是针对报社所有职员的新政策。另一个来自行政总监，像往常一样友好，说是有事要找我谈谈。

坐下来之后，我被告知，经有关部门查实，我多次「私自出国」，违反报社规定，理当处罚。我这才知道，两个电话说的是一回事。查看护照，「私自出国」纯属子虚乌有，大家都有些惊讶，不知道有关部门的工作是如何搞的。又被告知，因我一直写批评文章，报社压力太大，极需「切割」。又建议说，能否「自我冷冻」，一两年不写文章，以保住职位，我拒绝。

对于「私自出国」的误会，我以为至少会得到一个道歉。可是没有，而是「那就交给集团处理吧」。

南方报业做「同样的事」不脸红

隔日执行总编等人约谈。我被告知，南方报业集团已找到「合法理由」，那就是查到和我签订的劳动合同快到期了，因为再也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不再续聘。

我听完之后，说了三个意思：第一，我对你们找什么理由不感兴趣，因为法律、规章和合同，此时已成，或者说一直都是，「以法治人」的工具。对于此理，当若干地方官员以惩罚谣言为由，跨省追捕揭露其贪腐的网民时，南方报业的媒体，发表了多少报道和评论，获得了多少喝彩，赚得了多少利润？自己做起同样的事情来，怎么就不知道脸红呢？对此，我表示鄙视。第二，我在南方报业前后工作共计十年，三次被要求离职，但是我没有愧对自己的工作。从报社的利益角度看，我也为你们挣名挣利无数。不过，如往常一样，我愿意就我的工作，对诸位个人带来的麻烦表示道歉。第三，不要以为赶走了我，诸位就太平无事了。媒体的本分，就是要拓展言论空间。打压言论自由，受害者是所有媒体人。

这一天是2011年1月27日。年逾不惑的我，再一次失去工作，难免有些忧伤。不过，呆在这个地方，早已令我厌烦，离开也是一种解脱。我年轻时精力充沛，走过不少地方，干过很多工作。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认为南方报业是一个最好的去处。但是，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官僚机构及喉舌媒体所有的毛病，它也一样不缺。由于逆淘汰的体制效应，执着于新闻理想者，很难当上领导，当上领导也屡犯「错误」，失去决策中的话语权。这里与其他媒体最大的区别，是中下层编辑记者中，延续一种抗争的传统。他们冒被批评、处罚乃至被赶走的风险，一再地冲撞言论禁区，争取报道和评论的权利。

同情南方报业的人士说，这是他们的无奈之举。真正应该诅咒的，是中宣部某位姓蔡的副部长，他先后下令封杀我的文章，赶我离开报社。我在回答外国记者时说，我不希望冤枉蔡先生，但是假如有证据证明传言，我一定会起诉他，追讨我的工作权利和言论权利。为此，张思之大律师和浦志强律师已表示愿意助我诉讼。然而，这个体制运作的特点就是幕后操作，甚至幕后也不留痕，很难找到法律上的证据。同时，我也困惑于指挥者与行刑者的关系。也许这也只是蔡先生的「无奈之举」？

总是有人问，既然体制如此糟糕，你为什么不主动辞职？我的回答是，中国有这么多问题，很多人不是也没去国外吗？那些高喊「你这么不喜欢中国，就滚到美国去吧」的网民，好像不明白呆在这里是一种公民权利，甚至是一种想要建设好它的使命。当然也应该看到，很多想要改造体制而留在体制内的人，最终都不敌体制的搅拌，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当天下午，我看见twitter和微博里，数以万计的人在讨论我的被解聘事件。我的新浪微博粉丝数量，一天之内增长万余人。有人发起了声援我的联署活动，截至此时已有2471人签名。还有人发起了为我捐赠五毛钱的「新五毛党」运动。这个活动颇有创意，我也乐意确认我的支付宝帐号。到此时为止已收到捐款8559.17元，单笔捐款中绝大多数是0.5元，也就是说有上万人参与活动。

新的博弈诞生了

我并不因此认为，我的读者就一定更多了。三天之后，新浪就受命遮罩了我的微博，并关闭了一些「频繁谈论长平事件」的微博，也不断有新的新闻让网民关注。但是，这显然是一种新的博弈。我意识到，成千上万的网民既是在声援我个人，也是在为自己的言论权利而呼喊。

这让我进一步反思体制的迷思。我以前说过，我并不刻意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重要的是个人的独立意识。我总是记得卡夫卡的小说《飢饿艺术家》的结尾，描述一只关在笼子里仍然活蹦乱跳的豹子，「失去自由对牠似乎都无所谓，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带利爪，而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齿的某个地方」。

我渴望做那样一只豹子。但事实上我是受体制教化多年的中国人，不仅受体制压迫，而且被体制绑架。我在说到自己的媒体履历时，通常会略去第一份工作。那是我参与创办的一个为小企业主服务的商情杂志，因为正当其时，需求旺盛，为老板赚了不少钱。我也会略去第二份工作，那是一家综合性的报纸，我从一个转包人那里再承包，出任常务副主编，组织了一帮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因为没有拉到广告，两个月就玩完了。

那两份刊物对我的媒体认知和能力，有很重要的塑造作用。尤其是第二份报纸，我每周参与采写深度报道，而且在头版开设时评专栏。为什么我会略去它们呢？因为按照体制的规范，那两份都是「内部刊号」（彼时「内刊」可以公开发行），而且是承包经营，不够正式。他们现在都已不复存在，写下来也颇费解释。另一方面，我去CCTV做过两个月栏目主编，它对我或我对它，都毫无影响，纯属过客，但我有时也会写进简历。我为此感到羞愧。

连自由都带在身边

我在此时回想起头两份媒体工作，是因为在体制看来，它们大概就相当于两个被永久删除的微博帐户，雪泥鸿爪，湮没无闻。体制的教化会让人以为，这些东西毫无价值。事实绝非如此。我的博客和微博都被遮罩了，但是它存在，或存在过，这就是意义，这就是力量。

在被宣布解聘的十多个小时前，我贴出新写的文章《哪儿都是杏坛》，讲我的老友樊阳，一个中学教师，二十年来坚持在家开设免费「人文私塾」，为学生们补充学校教育的阙失。有三年时间，因为没有住房，他带学生在室外草坪上课。这让我想到孔子的「杏坛设教」和释迦牟尼的「初转法LUN」。我感慨说，「只要我们想要分享知识，哪儿都是杏坛；只要我们想要学习，哪儿都是鹿野苑」。

我离开体制内媒体之后，失去的并不是枷锁，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戴它；我失去的是一个说话的平台，我曾经把它想像得比实际更重要。现在我想要说，只要我们想要表达，哪儿都是空间；只要我们想要传播，哪儿都是媒体

这篇文章写在微博在热闹地讨论，沉默地转发关于“南方报业的长平被约请，被要求辞退”的消息。一大早起来看见彭晓芸的这篇文章，我顿时就想哭。新闻专业最初是我第一专业，但不是我想想去的专业，我上了大学这三年，心里却越来越喜欢新闻，喜欢可以在媒体中说话，可以去深入发现被隐藏的真相的另一半，可以告诉人们，我的故事。但是现实却是如此残忍，有理想的人总是被埋葬，可是，我想说，有理想的人从来不会被打败，他们正如夜空里的星星，一闪一闪看着你，只是微笑地看着世界，用来自光年的时间去解读一个故事，而听完故事的我们，是否会懂得泪流满面？这一切已经不重要，这一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星球，不仅有小王子，还有猴面包树和玫瑰花。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常含泪水？因为我望着天空太久……

请给自己一点想象力，给别人一点空间——彭晓芸

【什么时候，我们变得如此有受迫害恐惧症呢？任何境遇，难道不是生命本来的过程吗？如果带着受迫害的悲壮和悲情想象有限抗争行为，那还是奉劝啥事也别干了。私人生活方式可以文艺，公共行为则要去文艺化。有时候，悲情，审美和暴力是一体的，它们都是人性里一种极端因素的发酵。】

2011年的1月26日，天气，寒冷。写下这条微博的那天晚上，随后便得知了长平老师被南方报业约谈，要求辞职的消息。第一消息源不是来自于他本人，我是在微博看见一条向长平问好的消息，觉得这问好来得突兀，诡异。实在忍不住，去侵扰他本人求证，他平静地说，“我在赶个稿子，赶完再跟你说。”

是的，平静，一如他平时那带有几分腼腆的淡定。所以，我也并不后悔写下这段微博，即便到今日。假如你们想要看见他或者我这个此类当事人展示悲壮或痛楚，那么，你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只能说，对不起，不能配合您完成一场苦情戏，悲情剧了。

当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时，就在这不久前的一个月内，我依然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也耐心等待出版集团和报社给我正式的书面决议，因此尽管被约谈多次，我一直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主动辞职”，僵持之下，现在处于“被休假”状态；但是，当得知长平也被以同样手法要求“辞职”，我感觉这已经不是一个好的趋势了，对于理性、温和、执着的媒体人表现出的不友善，释放出的信号，让人心寒，而这，这恐怕会加速社会分裂和戾气增长，倒不是说我们当事人会变得怨恨，而是说社会的其他群体，会从这些信号里面找到投射，强化了他们的被剥夺感，这是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此前的我始终相信，这个国家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未来，且有更为开放平和的心态对内对外，理性非暴力的社会转型方式应该是党内党外，体制内体制外人士的一个基本共识了。

但目前这些糟糕的决策似乎在拼命地打击我所谓坚守理性的天真信念。我相信，这些决策显然是不够理性的，来自一些非理性官僚的某种控制欲的冲动，它们的出台到实施，缺乏审慎的论证和商榷，缺乏对决策的收益和风险的真正评估，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正在给党和国家添麻烦的，正是这些决策，真正在制造社会不和谐的，正是这些愚蠢的决策。我很好奇，这些决策是如何从一个官僚的嘴里冒出，然后再传递到下属，下属又如何传递到执行者那里去的呢？

就我所接触的执行者，他们都是一些平时赞赏我，宽容我，甚至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扬过我的领导，就私人情感来说，不仅无怨无仇，还有一起创业的感情，他们不至于要把人赶尽杀绝，最多剥夺你所谓的要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平素看起来理性的领导，承受巨大的压力，左右为难，并且不得不急于“清理队伍”呢？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而长平与南方报业的关系，更为久远，相比我在时代周报短短的两年多，长平与南方报业的渊源，从1998年进入南方报业至今，其中有三年离开，迄今已逾十年。聪明的媒体掌舵人都知道，长平在南方报业的地位，可以说是一面旗帜，一个标志性人物，虽然他本人低调、不喜交际，但在精神力量上，他激励了南方报业多少新闻人？拔掉长平，也许对于遥远的北晚文峰，是拔掉眼中钉，但是，对于南方报业，却是一种极为反理性的自残行为，难道他们没有预判过，这是一个导致士气颓败、品牌受损的昏招吗？如何让一个曾经承载着新闻理想，有着行业航空母舰先锋地位的报业集团，终究还是决心作出如此违背媒体市场规律和读者民意的动作呢？或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上面压力巨大，不去除长平不足以自保，勉为其难对长平开了口；要么是这些媒体掌舵人，管理层已经高度官僚化，其理念和价值观已经完全不是报人思维，而是政客思维，为了集团的“队伍清洁”“领导放心”而心甘情愿主动要尽快与长平切割。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已经与南方报业过去的传统，甚至与广州媒体空间、公共舆论一向的氛围相去甚远了。广州的媒体人，素来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便是自己有幸生在了一个空间相对较大，官员相对较为开明的南方之都，媒体强市。如今，我们却似乎只能为自己过去那些曾经发自内心的，对广州舆论环境的溢美之辞感到万分惭愧，是我们曾经太天真了吗？还是时代急遽变化我们来不及适应？

最近这些年，自从这个国家被绑架上了“维稳”这根神经，犹如上了一架不能回头的战车，脱了缰绳的野马，日益趋向一个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暴戾状态，而这种反理性，是官民双方均已染上的病态。正是基于此，这两年来，作为一个从事评论工作的媒体人，我在竭力地呼唤理性的力量，甚至不惜贬低媒体人自身地来反思，媒体人这个群体，是否也沾染了这样一些基因：民粹的、悲情的、戾气的、不科学的、反理性的……因此，我们在尽力地探索，如何寻找新的评论模式，如何更加敏锐地借助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用更为健全的、前沿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审慎地来评判当下。在时代周报的评论部豆瓣小组，我还这样写介绍：“时代周报评论部主张建立一种深度评论的模式，祛魅去伪，重视使用知识和分析工具解剖当下中国，而不是简便表态式，也不是敷衍的插科打诨式，力图呈现严肃而值得回味的思考，为转型期的中国及未来的社会变革铺垫理性、建构之路。”

因为我们再清楚不过，谁也不愿意看见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自信地以为，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默契和底线共识：社会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逆转，与其回避，不如未雨绸缪，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主张暴力变革，不主张由社会成员去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因此，极端的方式，诸如杀人、自焚、绝食、打砸抢，都被社会渐渐标识为不可取的行为，尤其是这些年来，媒体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反思过去一些报道对复仇行为这种原始正义的美化和悲情渲染。

而另外一种公民行为，渐渐获得了认可和赞赏，最著名的，莫过于汶川地震当中的志愿者有力的行动，以及刚刚过去的2010年，上海公民自发哀悼 “11•15”特大火灾遇难者的集体行动，井然有序的献花和城市乐队肃穆的演奏，这两个社会学意义上非常理性而优雅的行动剧码快速被网民和媒体人所赞赏，并且为他们而感动。而此后的死难者家属会议传达出来的“先问正义，再谈利益”的公民道德自觉，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冲突博弈模式。

这一切，在2010年的年末，本来是被视为中国社会渐趋成熟理性，公民社会良好发育当中的正面讯息来接收的。

然而情势的急转直下，竟然是在这个意味着新气象的新年伊始。当然，也许是媒体人缺乏足够的敏锐，过于迟钝和麻木，未能敏锐捕捉温差骤变的信号。

如我在微博曾经写过的，“至今无法相信真有所谓指令禁言‘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源自英文[civil society]，在民主制度很成熟的老牌民主国家，[civil society]与民主的品质的密切相关也被反复论证。即便非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对政府而言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甚至关系能否非暴力转型，培育公民社会是为他们自己的安全着想。”

从禁言“公民社会”，到成都商报辞退龙灿，到南方报业以合同快到期为作恶工具，直接解聘长平，一系列的动作，的确在传递一个反理性的姿态，某些具体作恶官僚的倒行逆施，直接主宰着时代的进程，宣告了时代的倒退。

虽然有倒退，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也看见了时代巨大的飞跃，看见了新闻人全新的面貌和进步。试想一下，此类处理（当然过去由于高度体制化，开除、解聘较少，而是调岗）在过去都是静悄悄地进行，黑箱操作，除了本单位的人，公众根本无从知晓，而当事人及利益攸关者往往会被严格禁言，而今，我们看见了龙灿坦然回应，我们看见了长平磊落地表达感谢和证实消息，这一切，都是这一代新闻人一种崭新的有限抗争模式，也表达了他们不再做体制的寄生虫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他们坦诚期待平等对话的决心，这一做法，既是对读者的声援和支持的不辜负：你不能假装看不见，那样太不诚实；也是一个开放时代必然会出现的特质：人与人的对话和沟通，已经不再凝聚在严密的组织内部，而是在一个广泛的价值共同体范围内，可以实践最大效应的理解、协调、认同、支持，可以说，社会成员自有其互相取暖的内在诉求和实现渠道。

我不知道，是否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资讯的疏离，导致了如今这么强烈的一种社会隔膜，即：那些决策者似乎完全不了解民间，也似乎完全误判了民间，仍然停留在一种严防死守的敌我思维，非要展现一个你死我活的可怖队形，仿佛这样自然就可以吓倒一批人，就达到“杀鸡骇猴”的目的，他们万万没有思考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复往昔的那种“等级森严”、“资讯寂寥”、“全民依附”了。面对一个回不去的时代，如果还在啃着教科书里的革命史那些招数，恐怕对于官方来说，真会面临黔驴技穷的困境。

积极地拥抱一个新时代，需要给自己一点想象力，给别人一点空间。因此，我怀抱善意地劝告那些决策者，谨慎地使用你手里的权力吧，无论是决定开人，还是决定以政治理由进行经济处罚，这些举动必将让你备受煎熬和折磨，唯一的好处，不过是此时此刻的高升，但真能久远吗？你们自己心里恐怕早有答案。

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富有执政能力的政府治下的社会，的确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但是，由于想象力的匮乏，有些人眼里的“和谐社会”和“稳定”，与另外一些人眼里的，似乎大相径庭。社会学里面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结论，所谓的社会稳定，并不是一个万籁俱寂的社会，不是一个毫无冲突和博弈的社会。真正的执政能力，在于将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制度化、常态化。这一点，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先生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本是一位昆虫生态学家，由于那场悲剧的80年代运动，让他痛彻心扉，从此改行研究社会学，尤其是专门研究社会运动的理论更新与中国经验，他曾经指出：“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和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体制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也应当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执政能力]的宏旨要义——-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运动的可能性。”他还说，“如果一个国家把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

这样一些清醒的认知，恐怕对于已经走入维稳死胡同，已经把维稳当作利益道具的官僚来说，践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他们或是缺乏想象力，或是即便能够明了这些事关全局的道理，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来成全整个社会。这便可理解，为何在维稳机制里面，条块分割是那么鲜明，只要驱除出去，不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管辖之内，便可高枕无忧，哪管外面硝烟四起，一片狼藉，可见这些人的路径依赖是只对自己负责，对上级、对高层，乃至于对整个国家，是不需要负责的。

一个国家，最不危险，最文弱的，不过一介书生，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看似高蹈，实际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最具颠覆性的群体，是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甚至一个电工、一个网络技术人员，也比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实质贡献要大，收入要高。所以在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仅仅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是一群散漫的、行动力较差的、热衷于享受思维的乐趣的思享家，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害马之群，更加不是任何人的敌人。

偌大一片土地，如果不能给予知识分子享受思维的乐趣、安贫乐道，而是驱逐他们，容不下他们一张书桌，一支笔，那么，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信号。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向我们展开了，它必然不会再重复过去走过的任何一条道路。丛林法则之下的报复正义已经被普世价值所否定，而过去那些曾经与“英雄”联系在一起，被高度赞美的农民起义之类的暴力运动，也已经被日益达成的共识重新定义：那些暴力行动，并不是革命，而只是一种反叛，并无改变社会的根本格局和价值系统。

真正的社会变革，将来自于我们的心灵革命，来自于健康的公民运动，它不再呼唤英雄和领袖，它植根于每一个公民的个体觉醒，它需要一点想象力，一点空间，再加上一点时间。
草就于2011年1月28日 凌晨